郑钦安在《医理真传·卷二》阳虚症问答总结中说到：“以三阳之方，治三阳病，虽失不远；以三阳之方，治三阴病，则失之远矣”。反之亦然，郑钦安虽然没有明说，其意当指，即“以三阴之方，治三阴病，虽失不远；以三阴之方，治三阳病，则失之远矣”（作者心悟）。即意义是说，应用四逆辈扶阳之类方药，一定是要治疗阳虚病，才能达到有效的目的。如果说偏离了这个主题，则是不可能有临床效果的。临床上如何认识与把握这个问题，笔者从以下几方面谈一下学习与临床体会。
1．治病必求于本
《素问·阴阳应象大论》中云：“阴阳者，天地之道也，变化之父母，生杀之本始，神明之府也，治病必求于本”。根据《黄帝内经》作者写著方式，即前后对应的方法，来解释或回答问题的方式，其“治病必求于本”，这个“本”字，当指“阴阳”而言。这就是《黄帝内经》从根本上要学习者，把握“阴阳”纲领之真正的内涵与意义。
为什么《黄帝内经》要强调疾病的根本是“阴阳”之问题，这是因为“人生有形，不离阴阳”《素问·宝命全形论》，且“阴平阳秘，是曰平人”《黄帝内经》。而阴阳偏颇，则病之由生，正所谓“偏阴偏阳之谓疾”《医学启源》。疾病之发生发展虽然千差万别，变幻莫测，但“发病损伤，即有不同，总以阴、阳两字为主。阴盛则阳必衰，阳盛则阴必弱，不易之理也”《医理真传·卷二》。郑钦安一语道破了天机，他认为《内经》一书之精髓，就是指出了人体一切病理之变化，不管其多么的复杂化，都不越阴阳损伤二字，而抓住阴阳损伤之处进行调整，正是“治病求本”之道，也是我们临床上之最终目的。
正是要追求“治病求本”之道，郑钦安才精于辨识阴阳，推崇“阴阳至理”，这不仅是他精读《内经》感言，更是深研《伤寒论》得出之真机：“仲景一生学问，就在这阴、阳两字，不可偏盛……学者苟能于阴阳上探求至理，便可入仲景之门也”《医理真传·卷二·白通汤用药意解》。这即是在强调，只有明辨阴阳至理，把握阴阳，才能登堂入室。
郑钦安有感于市习阴阳不辨，正如陈修园所说：“良医之救人，不过能辨认此阴阳而已；庸医杀人，不过错认此阴阳而已”。因此，郑钦安所以著《医理真传》与《医法圆通》两书之目的，就是要告诉学习者临证之时要明辨阴阳。正如他在《医理真传·自序》中所说：“医学一途，不难于用药，而难于识症。亦不难于识症，而难于识阴阳”。表明其认为明辨阴阳乃该书之精髓。同时在《医法圆通·自序》中亦云：“一病有一病之阴阳……万病总是在阴阳之中”，说明该书之精髓，仍然是要学习者不要被复杂的疾病所迷惑，要“辨明内外，判以阴阳”。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走上“治病求本”之道，偏离了这个主题，就会使我们陷入“一遇危症，大海茫茫，阴阳莫晓，虚实莫辨，吉凶莫分，一味见头治头，见脚治脚”《医法圆通·用药弊端说》之粗浅地步。
郑钦安为什么要强调疾病辨识阴阳呢？因“善诊者，察色按脉，先别阴阳”《素问·阴阳应象大论》。临床上由于疾病的属性和本质不同，治疗方向与方法各不尽相同，郑钦安认为只有牢牢抓住阴阳二字，才能够执简驭繁，把握复杂的证候，以阴阳辨证为纲领，而不至于犯原则方向性错误。正如他说：“病有万端，发于一元（如疾病），一元者，二气（即阴阳）浑为一气者也。一气盈缩，病即生焉。有余即火（阳症），不足即寒（阴症）”《医法圆通·万病一气论》。即郑钦安认为，万病生于一气盈缩，气盈有余便是火，为阳症；气缩不足便是寒，为阴症。这就是《黄帝内经》中强调的“阴阳者，天地之道”。阴阳合则为一，一则为气，气有盈缩，病即发生，这便是疾病阴阳之由来。郑钦安要我们明辨阴阳，正是《黄帝内经》所强调的“治病求本”之道。即我们要从整体着眼，着眼于全身机能的调整，并非专以治愈某一部位的疾病为能事。
郑钦安强调辨病治病，“功夫全在阴阳上打算耳”《医法圆通·卷四》，认为“病情变化非一端能尽，万变万化，不越阴阳两法”《医法圆通·喉娥》，“认证只分阴阳”，以阴阳统分万病。因“万病不出阴阳两字”，“凡遇一症，务将阴阳虚实辨清，用药方不至错误”《医理真传·卷四》。正如张景岳所说：“阴者自阴，阳者自阳，焉能相混？”《景岳全书·传忠录·明理》，“阴阳无谬，治焉有差？”《景岳全书·传忠录·阴阳》。郑钦安认为，只有阴阳分辨清楚，才不至于犯原则性错误，充分认识到辨识阴阳的重要性。
2．充分认识阳虚证
郑钦安在阴阳之中，擅长于辨识阳虚证，而且在其《医理真传》与《医法圆通》两书之中，大量的篇章在论述阳主阴从之理。这是为什么呢？这我们要从根源上认识郑钦安这样做之目的，完全是出于临症上考虑，并非是出于个人的喜好。如他在《医法圆通·卷四》中说到：“人咸曰予为姜附先生，不知予非专用姜附者也，只因病当服此……予非爱姜附，恶归地，功夫全在阴阳上打算耳。学者苟能洞达阴阳之理，自然头头是道，又奚疑姜附之不可用哉”。意思是说，他擅长应用姜附子热药之目的，完全是因为临床上阴寒证多见，除此“寒者热之”《素问·至真要大论》之外，不会有它治之法。
为什么郑钦安时代，他所面对的阴寒病症多见呢？这里面是有历史因素的：清初，由于瘟病流行，温病学说逐渐兴起，受叶天士之类学术思想的影响，医家多推崇用药以寒凉清灵，即把用于外感瘟病的学术观点推广应用于诸多病症，相沿日久，形成一种倾向，即崇向阴柔，恣意寒凉的弊端而流行于世，这样导致了临床上大量的阴寒病症而被误诊误治状况。而郑钦安慧眼独居，透过现象看到诸多病症阳虚者，不能为大家所认识，所以他说：“近阅世习，一见此等病情，每称为阴虚，所用药品，多半甘寒养阴。并未见几个胆大用辛温者，故一成虚劳，十个九死。非死于病，实死于药，非死于药，实死于医。皆由医家不明阴阳至理，病家深畏辛温，故罕有几个得生，真大憾也”《医法圆通·卷三》。“呜呼，阴阳不明，医门坏极。喜清凉而恶辛温，无怪乎阴盛阳衰矣！”《医法圆通·卷二》所以郑钦安认为，阴盛阳衰之趋势已成为社会之流弊，这种世俗之偏见与不求经旨，阴阳不分，滥用寒凉造成人群中患上通病。即张存悌教授所认为形成“阴盛阳衰的基本态势”，《火神派温阳九法》，导致临床上阴寒病症占居了多数。而郑钦安擅长于应用附子，正是建立在这样“阴寒病症”病势人群上，这是他非常重阳虚证研究与应用之重要前提。
郑钦安重视阴寒病症之研究，并非是先例，只是这种态势未得到足够的重视而已。张仲景是最早认识这个问题的，如在《伤寒论·自序》中说到：“犹为十捻，其死亡者，三分有二，伤寒十居其七”。证明张仲景时代，其寒证居多且致死率称之首位，足见其寒邪造成疾病而伤感，著成《伤寒论》，用以说明寒邪伤人体阳气之危害。到了宋代，窦材《扁鹊心书·禁戒寒凉》中对寒凉伤人说，更是入木三分：“冷病属阴，阴邪易伏，故令人不觉，久则变为虚寒，侵蚀脏腑而死……溺于滋阴苦寒之剂，殊不知邪之中人，元气盛则能当，乃以凉药冰脱，反泄元气，是助贼害主也。夫凉药不知害了多少人，若元气稍虚者，无不被凉药冰败而死，脾胃有伤，焉望有其生……俗医大用凉剂，譬于饮人冷水，阴害黎民，良可慨也。不见当今医家，祸及子孙甚至灭门绝后”。到了明代，张景岳对阴寒伤阳更是认识深刻：“本来之寒，生于无形无向之间，初无所感，莫测其因，人之病此者最多，人之知此者最少……夫今之气有余者，能十中之几？其有或因禀受，或因丧败，以致阳气不足者，多见寒从中生，而阳衰之病，无所不及……故惟高明见道之士，常以阳衰根本为忧”《景岳全书·新方八略》。张景岳认为，因感寒使阳衰而导致阴寒证者居多。到清代郑钦安时代，就血证之问题他说到：“正气一衰，阴邪上逆，十居八九，邪火所致十仅一二……宜辛（热）者十居八九”《医法圆通·卷四·失血破疑说》。世医对血证无不以清热凉血为治，而从郑钦安治血证中就可以看出，与世行观点大相径庭，可谓是真知灼见。近代祝味菊先生，在《伤寒质难》中说到：“余治医三十年，习见可温者十之八九，可清者百无一二”，因此发出这样的感慨：“阴常有余，阳常不足”。
也许有人会认为，以上所说的是专门寻找出论述“阴盛阳衰”病势观者，当然会发现这样的认识。其实不然，就当今非研究火神派者也会有这样的研究观点。如北京王琦教授在领军进行人体九种体质调查过程中，发现人群中九种体质以阳气虚者占多数，开始他认为是否调查有误，经过核查之后的确如此。无独有偶的是，30名国医大师河南中医学院的李振华教授，50多年研究脾胃病得出的结论是，脾胃阳虚者占80%。
火神派扶阳理念以研究阳虚证着眼点，并非是出于个的喜好，完全是以临床见证为依据。当然重视并认同郑钦安阴阳辨证法则，特别是郑钦安阳虚症辨证方法，更是我们要遵从的规范。如郑钦安在辨识阳虚症时说到：“阳虚病，其人必面色唇口、青白无神，目瞑倦卧，声低息短，少气懒言，身重畏寒，口吐清水，饮食无味，舌青滑，或黑润青白色，淡黄润滑色，满口津液，不思水饮，即饮亦喜热汤，二便自利，脉浮空，细微无力，自汗肢冷，爪甲青，腹痛囊缩，种种病形，皆是阳虚的真面目”《医理真传·辨认一切阳虚症法》。张存悌教授把郑钦安阳虚病辨证特点总结为“神色、形态、舌脉、口气、二便”为纲领，即：“神——目瞑倦卧，无神，声低息短，少气懒言；色——面色唇口青白，爪甲青；形态——身重畏寒，腹痛囊缩；舌——舌青滑，或黑润青白色，浅黄润滑色，强调舌润滑不燥；脉——脉浮空或细微无力；口气——必口吐清水，饮食无味，满口津液，不思饮水，即饮亦喜热汤；二便——二便必自利”《中医火神派探讨》。这样我们临床上更清晰了。
为了简化阳虚病辨证方法，火神派名家吴佩衡教授总结为十六字要诀：“身重恶寒，目瞑嗜卧，声低息短，少气懒言”。这一方法，在吴氏后人之中得到了广泛传承与应用，对于阴阳与寒热辨识，更进一步简明扼要。另位火神派名家范中林先生，对于阳虚证辨识更是简化，但凡舌诊见“舌质淡、舌淡润滑”均符合阳虚证，特别是在《范中林六经辨证医案选》中，有过半的医案就是以舌诊认准阳虚病。这一点他完全继承的郑钦安以舌诊辨阳虚证的特色。郑钦安指出：“有似此三阳者，余亦详而验之，但其人舌无苔而润，口不渴者，余即不按三阳法治之，专主回阳，屡试屡验”《伤寒恒论·三阳合病》，即重视舌诊诊断阳虚病的把握性，而对脉诊中，“病现不足已极，则为脉不合病，当舍脉从病”《医法圆通·切脉金针》。但笔者临床发现，辨识阳虚病，只要“舌淡、脉弱”就可以判断为阳虚证。这是因为，“舌淡脉弱”提示生命活动力低下，就是“气之缩”、气不足，“气不足便是寒”，符合郑钦安阳虚辨病之理。无独有偶，已故名家何绍奇认为；“无热便是寒”。证明“舌淡脉弱”提示无热，无热即是寒，寒就是因为阳虚而阴盛所导致。
在临床上通过大量的病人论证，证明“舌淡脉弱”诊断阳虚病症，简单易行，易于操作，并通过同行及学员在临床得复验证，认为切实可行。同时，阳虚症还伴一系列的自我表现与症状，比如“怕冷、手脚凉”是阳虚病人大多数感受。而临床上，询问病人是否“口渴”，特别是“平素不渴，或渴喜热饮”，是鉴别是否阳虚病的重要依据。
只要我们在临床上确诊为阳虚病，就等于是抓住了“治病求本”之道，并按照《内经》“寒者热之”之法，达到“以平为期”《素问·至真要大论》之目的。
3．三阴之方治三阴病
郑钦安精于阴阳辨证，认为“阴阳界限，大有攸分”，提出“以三阳之方，治三阳病，虽失不远”《医理真传·卷二》，而笔者则补充为“以三阴之方，治三阴病，虽失不远”，正符合郑钦安之原意。郑钦安还认为：“三阳之方，以升散、清、凉、汗、吐、下为准。三阴之方，以温中、收纳、回阳、降逆、封固为要”《医理真传·卷二》。
郑钦安虽然讲的是阴阳两分治，其实他在临床上却独重阳虚一面之研究，这是为何？原因很简单，这就是阳虚证增多的缘故。就笔者多年临床所见，其病种虽然繁杂，但阳虚病证者约占居之多数。既然是阴盛阳衰，三阴病证（症）多见，自然我们就会对“三阴之方”情有独钟。
郑钦安认为：“阳者，气也，阳气损于何处，阴寒便生于何处，积阴日久，元阳便为阴邪所灭也”《医法圆通·寒邪内生图说》。“阴胜则阳病……阴胜则寒”《素问·阴阳应象大论》，阴盛则阳必衰，阳衰则阴邪必盛，且阳气不足于何处，而阴邪就在何处滋生。正如郑钦安所言：“真阳不足于上，真阴之气即盛于上而成病……真阳不足于中，真阴之气即盛于中而成病……真阳不足于下，真阴之气即盛于下而成病……此三阳不足，为病之主脑也”《医理真传·卷二》。况且“真气衰于何部，内邪、外邪即在此处窍发。治之但其真元，内外两邪皆能绝灭，是不治邪而实以治邪……握要之法也”《医法圆通·中风》。
阳虚之病，有在上、在中、在下之不同，郑钦安倡导用“建中、理中、潜阳、封髓、姜桂诸方”《医理真传·补水汤用药意解》，但却又明确地指出：“皆从仲景四逆汤一方搜出”，表明四逆汤一方为其治“三阴病”之主干方剂。因此，并可推出四逆汤一方为阳虚证之主方，郑钦安认为：“知其妙者，以四逆汤、白通汤、理中、建中诸方，治一切阳虚证候，决不有差……有当轻清以扶阳者，大小建中之类是也；有当温养以扶阳者，甘草干姜汤、理中汤之类是也；有当辛温、辛热以扶阳者，四逆、白通之类是也。此皆治阳虚之要诀也”《医理真传·卷二》。
如果我们用这个阳虚病辨证标准，去评定或衡量身边的一切病证，那么我们的临床疗效一定是“与众不同”，况且“无论一切上、中、下部诸病，不问男、妇、老、幼，但见舌青，满口津液，脉息无神，其人安静，唇口淡白，口不渴，即渴而喜热饮，二便自利者，即外现大热、身疼、头痛、目肿、口疮，一切诸症，一概不究，用药专在这先天立极真种子上治之，百发百中”《医理真传·钦安用药金针》。你看，郑钦安老夫子说的多么之自信，只要我们按他的这种阳虚病辨证法，去认识一切阳虚疾病，并按此方法用药，就等于我们找到提高临床疗效的法宝。
郑钦安治阳虚之法，在《医理真传》与《医法圆通》两书中多曾多次提出“扶阳抑阴之法”，不管阳虚之病有多么的复杂化，皆当以此为准绳。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，郑钦安认为：“三阴经病，邪入多从阴化，阴盛则阳必衰，以回阳为先”《医理真传·卷二》。“凡三阴症，从温补为要，是阴盛阳必衰，故救阳为急”《医理真传·少阴经证解》。我们不仅认准阳虚病，同时还要救阳为急，即“以三阴之方，治三阴病，虽失不远；以三阴之方，治三阳病，则失之远矣”（作者心悟）。
郑钦安认为，阳虚有上、中、下三焦之分，即“真阳或不足于上，真阴之气即盛于上而成病，用药即当扶上之阳以协于和平；真阳或不足于中，真阴之气即盛于中而成病，用药即当扶中之阳以协于和平；真阳或不足于下，真阴之气即盛于下而成病，用药即当扶下之阳以协于和平”《医理真传·卷二》。“总之，以温中、收纳、回阳、降逆、封固为要”《医理真传·卷二》。
郑钦安辨治选方均是针对三焦上中下而设，但其病机则归一也。他认为：“阳者气也，阳气损于何处，阴寒便生于何处，积阴日久，元阳便为阴所灭也。在上者，仲景用桂枝（桂枝汤或桂枝加味汤等）以扶心阳；在中者，仲景用建中（大、小建中汤）、理中（理中汤或附子理中汤等）以扶脾阳；在下者，仲景用四逆（四逆汤或大、小回阳饮等）、白通（白通汤或白通汤加味等）以救肾阳”《医理真传·卷四·寒邪内生图说》。
由于其病机关键是阴邪盛而阳气衰，故此郑钦安认为：“轻浅者，仲景有大、小建中、理中之类以扶阳，最重者，仲景有四逆、白通之类以回阳”《医理真传·卷四》。这才是选方之根本大法。“观仲景于三阴阴极之症，专以四逆汤之附子，挽救先天欲脱之真火，又以干姜之辛热助之，即能回生起死”《医理真传·客疑篇》。
由此看来，四逆汤一方乃是扶阳之主干方剂，郑钦安的解释，更是耐人寻味。他说道：“细思此方，既能回阳，则凡世之一切阳虚阴盛为病者，皆可服也，何必定要见以上病情，而始放胆用之，未免不知几也。夫知几者，一见是阳虚症，而即以此方在分两轻重上斟酌，预为防之，万不致酿成纯阴无阳之候也。酿成纯阴无阳之候，吾恐立方之意固善，而追之不及，反为庸庸者所怪也。怪者何？怪医生之误用姜、附，而不知用姜、附之不早也。仲景虽未一一指陈，凡属阳虚之人，亦当以此法投之，未为不可”《医理真传·卷二》。吴佩衡教授认为，此段内容不可草草读过，要细心品味、竭阐精思，一定会有所大悟。
4．扶阳助正，回阳返本郑钦安认为：“用药一道，关系生死，原不可以执方，亦不可以执药，贵在认证之有实据耳。实据者何？阴、阳、虚、实而已。阴阳二字，万变万化，在上有在上之阴阳实据，在中有在中之阴阳实据，在下有在下之阴阳实据”《医法圆通·卷一》。表明，郑钦安用姜桂附之药，一定要有阳虚辨证之真凭实据。况且“阳气若伤，群阴即起，阴气过盛，即能逼出元阳，元阳上奔，即随人身之脏腑、经络虚处便发”《医理真传·卷二》。
因此，郑钦安强调“病之当服，附子、大黄、砒霜，皆是至宝；病之不当服，参、芪、鹿茸、枸杞，都是砒霜，无奈今人之不讲理何”《医法圆通·卷一》。在用药上，郑钦安强调指出：“总之用姜附亦必究其虚实，相其阴阳，观其神色，当凉则凉，当热则热，何拘拘以姜附为咎哉！”《伤寒恒论·卷十》只要认准是阳虚病，应用姜桂附就能达到“扶阳助正，回阳返本”之目的。
郑钦安在《医法圆通·卷二》中说：“真气衰于何部，内邪外邪，即在此处窃发，治之但扶其真元，内外两邪，皆能绝灭，是不治邪而实以治邪，握要之法也”。这就给出了一个前提，就是要扶阳，首先看起来并不是针对病邪而治，若仔细分析可以得出，乃为此处真元阳气衰弱，阳衰而阴必盛，扶阳而抑阴，病邪自祛，则从根本上扭转了疾病的本质，恢复了人体“阴平阳秘”《黄帝内经》的状态，自然与分型治疗的方法有别。
由于阳气亏虚者久暂及轻重之不同，张存悌教授把它分为三个层次：“即纯阴之象、阴盛格阳（含虚阳上浮和虚阳外越）、阳虚欲脱之三种证候”《中医火神派探讨》。这些阴证三层次，有时候外象表现比较复杂，只要按照郑钦安“辨识一切阳虚症法”的标准一一进行对照，透过现象看其阳虚证候的本质，就不难抓住其要领。然后针对这阴证三个层次，郑钦安常采用温阳、潜阳、回阳三法。也就是说阳虚轻候，只要扶阳助阳气，阳盛而阴邪自退；如果阴盛格阳，由于阴阳格拒，郑钦安指出可采用潜阳的方法，使阳潜入下、龙安水位，使病邪自退；阳虚欲脱之危候，郑钦安提出采用回阳的方法，但有时这种方法也难以挽救病人的生命。针对阳虚的三个层次，即阴证三候，温阳之法，当以附子理中汤或四逆汤为代表方，潜阳则以郑钦安创用的潜阳丹为代表方，回阳则以白通汤或四逆汤为代表方。一切目标，都是在“扶阳助正，回阳返本”之前提下，以上所做的，也是就要达到这个目的。
针对阳虚病证（症），采用“扶阳助正，回阳返本”之方法，其疗效是毋庸质疑的。因为，扶阳理念能使我们站在更高一个层次看待中医治疗问题。解剖学名家伯来有句著名的口号：“我给你医治，上帝给你愈合”。这句话的背后，指出的是人体自然修复与恢复能力，祝味菊称之为“自然疗能”，这种自然疗能就是人体的抗病能力，就是人体的自然调节功能、代偿功能及自疗作用。中医药治病的根本所在，“医者不过顺其自然趋势，调整阳用，以缩短其疾病之过程而已”“顺其自然，调整太过与不及，以助其抗力而愈病也”《祝味菊医案经验集》。经验告诉我们，大病久病的末期，正是体力最起作用的时候，衰弱的病人，一旦获得强壮的医疗，每每能够出乎意外的建立殊功。祝味菊就擅长这一手。在“扶阳助正，回阳返本”前提下用好姜桂附，就是助人之正气、人之阳气，强化人体的自然疗能，这是因为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。如果人体没有阳气的参与，人就没有足够的抗病力，药物是很难发挥作用的。
所以祝味菊说：“所以克奏平乱祛邪之功者，阳气之力也，夫邪正消长之机，一以阳气盛衰为转归，此要诀也”。这个要诀，就是扶助人体阳气，扶助正气，助正达邪。我们都知道，中医辨证论治并不针对疾病的原始启动因子，并非针对病原微生物这个层面看问题。中医治病的着眼点，在于人体对这个病因的反应上，围绕病症“人”与“病”在斗争中的和合产物，而这时体力却是决定最后结果的主要因素。“治病的方法，如果不能直截了当地去‘病’，就不得不回头来治‘人’。人体对于病邪的侵害，本来就具有天赋的自然疗能，如果我们能够掌握整个体力，就等于掌握整个病变，就能够胜任地操纵了疾病”《中医临床家·陈苏生》。这种以人为主、治人的方法，我们沿用了几千年，取得了辉煌的成就。“扶阳助正，回阳返本”，就是扶助人体正气的功能，充分利用身体自然的疗能，达到通过调整“人”而去“病”。因此，祝味菊又称这种方法谓本体疗法，就是说中医药并无直接杀灭病菌的作用，而是通过扶持人体正气，维持一种有利于人体抗病的体内环境，从而发挥人体的自然疗能。所以祝味菊在治疗中，十分重视阳气的作用，而且他运用温法，不仅限于虚寒证，只要有正虚便可；也不限于虚证，邪实正虚也可；即使是感染、炎症、或六淫之邪，也用温法。总以扶助正气为要，最终达到“扶阳助正，回阳返本”之目标。
“扶阳助正，回阳返本”之理念认为，只要健全或是补充人体之阳气，一切抗邪工作，都应振奋阳气。因为“阳气者，若天与日，失其所，则折寿而不彰”《素问·生气通天论》。所以，处处事事时时都把扶助人体之阳气做为要务，特别是疾病的危重之时，阳气就显得格外重要，因为用好姜桂附，就能挽救人的生命。
5．结语
火神派创始人郑钦安，针对《内经》“治病求本”道，推崇阴阳至理，认为“人身立命就是这一个火字。火即气，气有余便是火，气不足便是寒”《医理真传·卷四》。由于其发现阳虚病易于被人们忽略，故而重视阳虚病之辨识与治疗，这并非出于他自己的喜好，完全是出于临床辨证之考虑。如“凡一切阳虚诸症，如少气、懒言、身重、恶寒、声低、息短、舌润、舌黑、二便清利、吐血、心悸、神昏、不语、五心潮热，喜饮热汤、便血、闭目妄语、口臭难禁、二便不禁，遗尿遗屎，手足厥逆，自汗，心慌不寐，危候千般，难以胜举，非姜附何能胜其任，而转危为安也乎？”《伤寒恒论·外附·问答》。也就是说，遇到阳虚病症（证），不用姜附何以治病？难怪当今中医疗效平平，关键是没有明辨阴阳，因为“万病不出乎阴阳”《医法圆通·带》。临证之中，“贵在认证之有实据耳。实据者何？阴阳虚实而已”《医法圆通·用药弊端说》，而用姜桂附，并非异想天开，完全是有阳虚病之依据。因“用姜附亦必究其虚实，相其阴阳，观其神色，当凉则凉，当热则热，何拘拘以姜附为咎哉？”《伤寒恒论·外附·问答》。
扶阳理论就是站在人体阴阳总体上认识疾病，人体疾病无非是阴阳偏离了正常的轨道，阳虚者扶阳，阴虚者养阴。由于时下阳虚病较多（很多人辨不清阴阳），扶阳理念重视扶阳手段与方法，就是从战略上把握住了方向性，从而应用好姜桂附治好了世人看来不可思议的问题。“扶阳助正，回阳返本”是从战略上认识阳虚病证（症），而“以三阴之方，治三阴病，虽失不远”则是从战术上姜桂附方药应用上作文章。针对阳虚病证（症），采用了这样战略与战术，正如郑钦安老夫子所说的一定能“百发百中”。同时，郑钦安认为“书要多读，理要细玩。人命生死在于反掌之间，此理不明（指不明阴阳识别），切切不可先主方药”《医理真传·卷二·阳虚病总结》。付文录